民族艺术研究全文推送郭碧恒 2022年中国美术理论热点现象回顾

2022年中国美术理论热点回顾

 

郭必恒

摘要: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2022年)》发布。 艺术范畴下的学科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新的艺术学科目录的调整,国内艺术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将进入新阶段。 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时代。 艺术理论学科未来发展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作为一门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学科,设置为艺术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其次,它只被视为一门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学科。 特殊性的总称,是指艺术领域内与理论探索性质相关的各种学术研究。 艺术理论一级学科成立后,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极大地巩固了艺术作为与文学、教育等学科领域并列的学术基础,也加深了对中国艺术独特性的认识。 艺术史以及艺术理论视角下的艺术史建构是今年学术讨论的中心话题。 从艺术理论角度研究艺术史不仅需要艺术史的书写,更需要艺术史的反思。 学术界也非常重视从媒体的角度审视艺术的相关研究,构建媒体艺术的可能性正在被广泛讨论。

关键词:艺术理论; 年度热点; 艺术学科; 艺术史

作者简介:郭碧恒,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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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3年第二期《2022年中国艺术热点回顾》于2023年4月28日出版

山河复苏,前路艰辛,我们不改决心再次出发。 2022年9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发布。 艺术类的主题设置与征求意见初稿几乎一模一样。 悬在空中的“靴子”终于落地,舆论也逐渐水落石出。 平息之后,学术界转而脚踏实地,埋头于自己的相应调整之中。 对于艺术来说,新版的学科目录几乎是颠覆性的改变。 不仅将原来的五个学位浓缩为统一的一级学科“艺术”,而且在专业学位设置方面,也及时采纳了业界的一些呼声,例如中国传统学科“戏曲民间艺术”艺术门类被列入一级专业学位目录。 这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品味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总之,随着新的艺术学科目录的调整,国内艺术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将进入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时期。

一、艺术理论学科重新定位是一个新问题

就本文讨论的艺术理论学科而言,2022年注定是过去和未来的关键节点,这当然与新学科目录的调整密切相关。 根据新的学科目录,“艺术学”被命名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其渊源有不同解读。 第一种解释是,“艺术学一级学科”是对原“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相应调整,两者的区别只是名称的变化; 第二种解读是,“艺术一级学科”是一个全新的学科,与原有的艺术理论关系不大,这意味着艺术理论这一学科可能会“消失”。 这两种解释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前者是乐观和积极的,后者是悲观和消极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新学科背景下艺术理论的生存和发展呢?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找到解决办法。

由于2022年版学科目录仍在实施过程中,原有艺术理论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学科体系中有效体现艺术理论。 可能的解决办法涉及到如何重新理解和认识艺术理论。 当前对艺术理论的看法主要有两个层次。

首先,艺术理论仍然被视为一门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学科。 从学科角度看,艺术理论可以列为艺术学一级学科下独立的二级学科。 这一想法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答记者问》一文中明确提出。 该负责人解释道:“根据艺术人才培养特点,重点对艺术门类下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门类的设置进行了调整和优化。在原有一级学科的基础上,艺术理论学科,设有艺术学一级学科,包括艺术理论及相关专业艺术的历史、理论与批判研究,另外还设有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6个专业博士学位类别。电视、戏曲民间艺术、美术书法、设计。” [1]按照这种解释,艺术的理论学科并没有消失,而是将一个新层次学科的一部分(命名为“艺术学”)纳入其中,这指出了艺术理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可能性。艺术学一级学科目录下的二级学科。 当然,由于各大学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是否愿意独立设置艺术理论二级学科,是拥有艺术学一级学科的大学自主决定的事情,而国家主管部门无意发表评论或干预。

其次,艺术理论仅被视为一个界限模糊的统称,即指艺术领域内与理论探索性质相关的各种学术研究。 事实上,从艺术理论一级学科建立至今,它已经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其最大的贡献可能就在于此。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艺术理论作为单独的一级学科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艺术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极大地巩固了艺术学作为学科领域的学术基础。文学和教育。 艺术理论建立了艺术研究的“理论共识”,即艺术具有包容性的理论共识。 周星教授在《澄清与分析:中国艺术理论疑难问题的再分析》一文中指出:“首先,艺术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精神情感需求的创造。因此,这种创作有其共通之处,应该有一种艺术理论,或者说,可以用一种贯穿始终的艺术史来看待精神创造史,或者审美创造史。多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呈现方式——无论是肢体语言的延伸、旋律节奏的呈现、还是线条画面的造型等,都说明艺术是千差万别的,简单的整合理论会产生各种歧义……然而,这并不能解释艺术理论或艺术。历史是可以分开的。” [2]文章认为,理解艺术应该有两个方面,即丰富性和统一性,两者不可忽视。 这只有在理论研究的整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艺术理论被设置为一级学科,还做出了另一个显着的贡献,就是加深了对中国艺术独特性的认识。 彭吉祥教授在《关于新时代中国艺术理论“三大体系”首次构建的思考》中指出:“艺术作为一门学科虽然诞生于欧洲,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强调‘综合’和‘统一’,这为中国艺术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3]这种观点符合中国艺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只有考察“艺术”和“艺术”一词在中国的演变才能看出端倪。 其实,早在蔡元培、鲁迅等思想家引入“美术”、大力提倡美育时,“美术”并不是专指视觉艺术,而是泛指“审美技法”,是综合性的。 后来,“艺术”演变成了视觉艺术的具体概念。 相应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六艺”到了现代已经转化为“艺术”。 也正是因为“艺术”这个词的来源是传统中国,而不是西方,所以在现代中国语境下,“艺术”是综合性的,涵盖了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综合艺术等等类型。 可见,全面、整体地看待艺术现象是中国的悠久传统。 我们都知道,西方语境中的“艺术”与中国语境中的“艺术”在指称上存在显着差异,这体现了中西文化对艺术理解的差异。 正如彭吉祥教授所说:“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强调‘综合’和‘统一’,这为中国艺术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他进一步强调了艺术理论一级学科对中国艺术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我国2011年设立艺术学和艺术理论一级学科,为我们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使得我们有信心、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在艺术理论方面走在前列。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应该做出中国的标准和贡献。 彭教​​授在长文中提到艺术理论学科需要加强“三大体系”建设,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及“三大体系”的建设目标字里行间还凸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审美精神”。

2、艺术史和艺术史学成为新的讨论热点

任何学科从建立到得到普遍承认,其研究对象的发展史、学术史是前提之一,尤其是在中国这个高度重视历史的国家。 上述两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可以概括为“历史事实”和“历史思维”。 对于中国艺术理论学科来说,“历史事实”不同于具体艺术类型的历史(如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等),是综合性的艺术史,而“历史思想”则是艺术史历史。 艺术理论是对艺术整体的研究,其对艺术发展的关注点自然应该是整个艺术的演变史。 如果我们仍然只关注艺术史,称之为一般的艺术史,那就太笼统了。 纵观目前国内各种美术史著作,仍然存在很多标题是“美术史”,而实际上是“美术史”的情况。 不必要的分心和混乱。 以在中国颇受欢迎的英国学者迈克尔·沙利文的相关著作为例。 内容以艺术为主,不译为“中国艺术史”,译为“中国艺术史”。 同样,国内少数学者进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实际上是“中国美术史”研究,而不是多个艺术门类的综合史。 如果说英国学者的作品“直译”或“硬译”仍有理由遵循英国的习惯,那么中国国内的作品是否效仿就值得怀疑了。 因此,为了避免中国语境中的混乱,最好从艺术理论的角度审视中国艺术的演变,而且要全面,这样才能名副其实的“中国艺术史”。

在艺术理论学科建设的背景下,跨门类艺术史的学术建设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2021年底,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上,艺术史跨学科研究问题是众多学者讨论的焦点(相关会议纪要将在于 2022 年出版)。 会议认为,艺术史跨门类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已成为学术界为艺术史理论与方法建设开辟的研究路径。 具有民族学等多维度、多层次的路径。 然而,从流派进入艺术史整体研究的路径需要进入艺术的总体视野。 在注重流派特殊性的同时,注重以案例反映人们对艺术的普遍认知。 它强调以历史事实为前提,寻求各种艺术的相互关系和普遍规律,构建历史观的逻辑。 [4]会上,王一川教授认为艺术史的个案研究非常有必要。 他指出:“深入典型作品,通过案例获得经验和观察,是建立对艺术史整体把握的有力途径。” 中国学者西格蒙德·鲍曼观察21世纪中国影视作品对社会生活的事件性艺术呈现,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对艺术史的整体性思考。 路径——“传统现代性”的概念,恰好是从范畴个案到整体艺术史研究的思维方式。 [5]他强调了案例研究在跨门类艺术史中的典型意义。 当然,这种案例研究必须是从具体到一般,从特殊到一般的升华。 王廷新教授提出,艺术史可以在艺术门类的固有框架之外书写。 比如可以按照艺术传承的基本内容来写,即围绕形式的传承来写,围绕技艺的传承来写,围绕生态的传承来写,把形式的三大方面综合起来,技术、生态。 撰写跨学科艺术史。

从艺术理论角度研究艺术史不仅需要艺术史的书写,更需要对艺术史的反思。 王一川教授在《论艺术史》[6]一文中指出:“除了艺术史之外,还需要艺术史。直接原因是艺术史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频繁地研究艺术史。”回顾过去。反思。” 艺术史本来就是带有主观判断的文字文本,需要审视和反思。 “艺术史不可避免地具有人为性或人的主观性,它是人类对艺术发展的主观记录方式。艺术史既然具有这种人为性或人的主观性,它就需要并且可以被反映或研究。当这是随着反思艺术史的意识和著作的出现,我们有了艺术史。” 这强调了艺术史学术讨论中的两个互动要素,一是艺术史,二是对艺术史的学术反思。 这就是艺术史。 两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艺术史以艺术史的存在为前提和对象,以使艺术史更加清晰。 没有艺术史,艺术史就可能失去其工作前提和对象支撑,从而失去自身的存在。 原因。 同样的,如果没有艺术史,艺术史就无法获得不言而喻的反思,也就很难发现自身的问题,不断进步,实施自我改革。”王一川的构想,艺术史应包括的主要内容有:艺术史原理、艺术思想史、观念艺术史等,首要任务是“艺术史原理”的构建,他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建议。 :艺术史的意义、中国艺术史的发展现状、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艺术史理论等。但也应该客观地说明,当今的中国连综合性的艺术史都缺乏。即使是前人竭尽全力广纳人才所编撰的《中国美术通史》,也是美术史各门类的汇流,在编纂体系和核心编纂理念上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无论是综合艺术史还是艺术史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学术界仍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3、媒体艺术概念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信息技术带来的媒介创新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 在回顾2022年艺术理论热点现象时,我们讨论了媒介变革与艺术生态之间的各种关系。 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媒介创新改变了艺术的呈现方式,产生了新的艺术。 新媒体艺术、跨媒体艺术、数字艺术等类型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其次,媒介创新改变了审美观念和艺术理论,让媒介因素渗透或改变了艺术理论的研究范式; 再次,媒介本身也以自身为主导构建了艺术理论和艺术史。 虽然目前还缺乏明确的命名,新媒体艺术、跨媒体艺术、数字艺术等名称很多,但本质上它们都指向一个焦点中心——媒体艺术。 也就是说,从媒介的角度来审视和建构艺术研究,而不是相反。 在媒体艺术领域,当前备受关注的研究视角包括跨媒体艺术研究、新媒体艺术研究等。

跨媒体艺术研究的方法虽然是跨界的、复合的、比较的,但其关注点仍然是“媒介”而非单纯的艺术表现。 跨媒体艺术研究之所以受到艺术理论界的关注,其根源还是在于建立一种超越艺术门类的意境。 正如周显教授在《艺术史范式转变——从门类史到跨媒体史》一文中所说:“跨媒体艺术史研究有其明显的优势,它超越了单一艺术门类的狭隘视角。在各种艺术相互关系的大框架中思考艺术的历史演进和风格的兴衰,这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使艺术史研究摆脱了各个具体门类的狭隘视角。整体或总体考虑。” 在此,周显教授强调了跨媒体艺术研究在艺术理论建设中的必要性。 他进一步解释道:“传统的艺术门类史仅限于特定艺术门类的演变来反思自身,而相对缺乏对各种艺术之间互动关系的探索。跨媒体的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某种艺术自身的历史演变规律,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描述特定历史阶段各种艺术潮起潮落的整体结构形态,引起艺术史学家的关注[7] 周贤教授还论证了跨媒体艺术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典型的案例就是北宋苏轼提出的“诗画一体”理论。宋代在讨论王维的创作时,这里又可以加上一个代表性的事例,那就是中国自元代以来的“诗画”风潮,这种风潮影响广泛,使得“诗书画”并存成为常理。并存,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印证或解释的关系,这也可以视为跨媒体艺术创作的一个例子。

在现当代社会,“跨媒体或超媒体实践日趋常态化,跨媒体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跨媒体艺术研究在艺术家案例、艺术运动、经典作品、流派参考。方法论和美学观念都深刻改变了艺术研究的格局。” [8] 事实上,跨媒体艺术研究也在指向或揭示一门新的艺术学科——媒体艺术,周显教授在论文中引用了奥地利学者沃尔夫的跨媒体研究范式,主要包括:“第一是超级媒体,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媒体,而是不同异构媒体的象征,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相似性。” “第二是媒体转换关系,包括部分转换、整体转换、流派转换。” “第三是多媒体。比如歌剧就包含了多种媒体——表演、戏剧、音乐、编舞等等。” “第四是跨媒体参考或引用,这通常是暗示或间接的,是观众引发的另一种媒体效果。” 奥地利学者沃尔夫的跨媒体艺术研究理论模型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何成洲教授基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实践提出了跨媒体艺术的研究路径:“一、研究对象:涉及不同艺术类型的具体作品、具体现象、具体事件;二、研究问题:跨媒体”与社会文化问题如何交叉碰撞?三、研究方法:通常是跨学科的理论和视角;四、研究立场:强调艺术行为和艺术的“用”;五、研究价值:理论创新、创作网络指导、对前卫艺术、文化介入等的认知和理解。” [9] 何承洲教授的讨论指出了“跨媒体艺术研究”的一个框架,我们认为跨媒体的建立意味着媒体本身的一种规定,即媒体具有一定的物质性和生态性,并且也就是说,媒介本质上是一个“包含信息的符号中介”,媒介具有位置性。比如“中国画”形式的跨媒介作品,诗、书、画融为一体,其中诗、书、画可以以各自的媒介形式独立存在。画上诗,如郑板桥的《竹石诗》(青山不放松,根本原碎石中。万千打击依然强劲,任风从东向西),无疑可以算是独立的诗;画上的书法,如金农梅花画上题写的“漆书”也是如此。独立于媒体。 石涛、郑板桥的题刻书法作品也不胜枚举; 中国画的主要媒介当然是屏风。 其自身的媒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正是由于媒体本身的定位以及近代媒体融合的高度发展,跨媒体视野和理论得以发展。 总之,有媒体,再有跨媒体,媒体艺术的研究就会更加全面。

新媒体艺术是一门关注媒体的技术属性、符号符号和审美品质的综合研究。 新媒体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其内涵和外延仍在讨论中,尚未形成普遍共识。 就新媒体艺术的类型而言,已产生的艺术类型大致包括录像艺术、数字艺术、电子游戏艺术、装置艺术、全息投影、追踪投影、3D打印艺术、生物艺术、互动艺术、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扩展现实(XR)、人工智能(AI)等,但由于边界仍然是开放的,随着媒体技术的扩展,新媒体艺术的延伸仍处于浮动状态。 新媒体艺术犹如汹涌的浪潮,不仅带来了新的艺术类型,而且广泛渗透到艺术表达和艺术理论中,不断掀起令人瞩目的热浪。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媒体艺术的研究热情不减,每年都有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专着等)产生。 在各种新媒体艺术研究中,可以概括出研究的重点。 无外乎三个要素:人、技术和媒体。 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共同推动新媒体的表达,实现艺术创作的理想。 当然,这三个要素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 其中,从“人”的角度,关注的是感性经验、审美主体与性格、艺术理想;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观点在于生产、生产、技术;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视角侧重于载体、表征和关系。 综观以上三个要素,虽然都是必要要素,但对于推动新媒体艺术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的重要性却存在差异。 “人”这个因素固然重要,但所有艺术类型中都有一个大写的“人”; “科技”的元素不容忽视,但它并非新媒体艺术所独有; 而“媒体”显然属于不同类型的艺术。 都是不同的,不仅在使用的范围上,而且在使用的程度上也不同,这就为新媒体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类型奠定了基础。 这种媒介可以理解为艺术建构中推动新情境、新主题、新意境、新魅力的“符号中介”。 当媒介及其表现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存在较大差异时,新的阐释方法和研究范式迫切需要一个合理的切入点来研究这一新的艺术形式,构建以媒介为中心的艺术理论迫在眉睫。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2020年热点现象回顾中引用了王廷新教授呼吁关注新技术对艺术理论的创新力,在2021年热点现象回顾中我们引用了周星教授强调的影响力媒介论艺术理论与陈旭光教授在《数字技术下新媒体艺术的审美变迁与理论拓展》一文中的观点。 他们的主张或多或少都指向一个焦点——媒体艺术。

借助目前发达的互联网系统,尽管2022年疫情仍然是间歇性的,但艺术理论界的学术研究活动仍然非常活跃。 难怪在2022年8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全球美育大会”上,彭峰教授坦言:“信息网络技术让国际会议上的学术讨论变得更加便捷。” 特色美育构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美育体系。 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并发言。 教育未来舞蹈美育论坛”、“数字艺术的创新与未来”、“写作美育的价值与意义”、“国际视野下的当代音乐美育”、“全球视野下的艺术治疗研究与实践”疫情》、《红月神美·数字时代的设计教育》、《时代现实与青少年感悟·国际青少年美育学者论坛》、《数字时代的影视剧教育》等9月24日2022年,“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理论研究路径”研讨会暨中国艺术理论学会2022年第十八次年会开幕,会议由山西大学主办,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conferences.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broadcast live online on the Bilibili website. The participat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focused on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and new proposition of art theory”,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and art theory knowledg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and artistic cre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and future influence of art” and “new We conducted in-depth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on topics such as “the concept of liberal a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theories of art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